我的童年…很怪…。
我的老媽在一九六○年代算是怪人吧──念化工系大學畢業的女人──在現在廿一世紀都不多見了，何況是四十年前。母親大學畢業後就嫁給老爸，開始家庭主婦生活。她所有學識與能力都沒有發揮的機會，只能把所有創造力放在孩子身上。
有個懷才不遇的老媽，我這個當孩子的就成了她人生最大的實驗。母親透過國外的親戚，引進了當年最新的兒童教育理論與教材──建構式數學、啟發式教學──而我就是那隻白老鼠。
忘記從幾歲開始──應該是四五歲的時候吧──母親就會開始跟我講西屋科學獎（現在改叫做「英特爾科學獎」）得主的故事；六歲開始母親帶著我到天水街買實驗設備，教導如何分析問題、如何進行實驗、如何寫作報告。每年的中小學科學展覽是一定要參加的，不負母親的重望，校內比賽不用說，縣級與全國級的比賽我也多次獲得獎項。
得獎後就有了特權，校長、老師不再要求我好好上課，而是交由母親自行帶我到台大、師大、陽明等大專院校去學習。我的在校成績不是頂好，但二年級（民國六十九年）我就有了英文家教，四年級學會了二進位、八進位、十六進位演算，五年級學會了微生物無菌操作，六年級學會了用層析法分離色素。或許是因為國小六年中有一整年我在住院的緣故，母親對我的教育時鬆時緊，但長年與小朋友們疏離的結果是，就算在學校教室裡，我不是自己閱讀著課外讀物，就是畫圖說故事，讓思緒飛到九霄雲外。
很早我就知道，我是不一樣的。
上了國中之後，我經過教育局的鑑定成了所謂的「特殊教育學生」可以到「資源班」去上課。跟一些相似的人成天混在一起，我每天進教室的時間愈來愈少。同儕中有國中生會計算微積分、會解數論問題的，有可以用組合語言寫電腦硬體控制碼的。後來我們那群人中，六個保送建中、一個保送北一女，剩下廿多個也都自力考上建中北一女，我算這群中考得最差的──當年「只有」考上成功高中。
好在一上高中我就考上了國科會的資賦優異學生計畫，不到三個月就與國中同學們團聚了。我考上的是生物組，每週日在中研院集中訓練。六十個國科會從全台灣各地「蒐集」來的高中生，一年五十二個星期天早上從大一生物開始上、一路上到高等理論，下午則是實驗課；寒暑假期間則打散到各個研究室去做專題報告。那是1980年代中期的是，所謂的DNA技術也才剛引進台灣不久，在國科會的加持下，我們這群小鬼頭得以無限制地操作各種昂貴儀器、使用各種藥品。
經過了三年漫長的篩選，最後整個計畫只剩下了六個人──兩個保送台大動物、兩個保送台大植物──而我是第五名，技術說法叫做「沒有發展潛力」，回家自己考大學。好在考大學不是什麼難事，原本以為自己一定會保送，在學校都沒什麼唸書，現在一下子從雲上跌回地上，就趕緊去重慶南路台灣書店買課本（因為課本早就都丟了）從頭開始自己唸高中。
經過將近一百五十天的苦讀，以高中全班倒數第二名成績畢業的我，聯考分數足以選填中部某醫學系。但在連絡了朋友們動向之後，我還是選擇成為椰林大道上的一份子。
上大學是真正挑戰的開始──全國精英齊聚一堂，無論文治武功，在在都挑戰著五官。在智力上無法繼續領先同儕的情況下，自己的缺點愈來愈明顯地浮現。
很清楚地，我無法在「自己不比旁人優越」的環境下找到自信…。
很明顯地，我無法在同年齡的人群中與人交往、建立自己的人際關係…。
高中時代起我就脫離了家庭獨自在外生活，此時的家庭無法給我更多的力量，我只能靠自己在人海中摸索、問自己「我是誰？」
在終於有能力客觀地看自己、反省自己之後，在相當長的時間中我憎恨父母──我知道世界上有培養天才兒童的方法，而他們也用心做到了，但是當有一天「天才兒童其實並沒有足夠天份」這個事實被戳破的時候，擺在面前的是「除了智力、沒有任何其他能力」這個殘酷的事實。
我赫然發現我沒有任何從小到大的朋友──在小學、中學同學眼中，我不過是個孤僻的科學怪人。我，就是校園電影中那個頭髮雜亂、戴著厚重眼鏡、沒有任何人喜歡、天天被嘲弄的腳色。我也沒有能力與大學班上同學交往，因為除了書本外，我不知道如何處理人際關係；我不會打球、不會打電動，我不會交女朋友、不知道怎麼打入同學的小圈圈。於是我選擇了加入政治性社團，每天不讀書、在街頭上遊行、抗爭，透過半自殺式地參與政治、社會運動，想要在校園裡博得一個「革命家」的浪漫名聲。
卅七歲的我今天一事無成，面對四十歲的關卡，我捫心自問：「我到底是誰？我到底該怎樣回頭看我的過去？」
如果可以再來一次，我會希望我可以跟小學同學們多玩玩。
如果可以再來一次，我不要當科學怪人，我要跟中學同學一起去打球、一起去追馬子、跳舞逛街鬼混。
如果可以再來一次，我不要讓自己像個孤僻又脆弱的孩子，故意偽裝起堅硬的外表，用不合群來突顯自己。
如果可以再來一次，我要當人、不要當超人。
如果可以再來一次…可惜，不能再來一次了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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